何东昌：马叙伦与新中国人民教育事业
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国庆节快乐
马叙伦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学者和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尊敬的朋友。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迅速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马老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一起于1948年冬到达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1949年2月，马老从沈阳来到北平，6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共同纲领》的第五章规定了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人民教育事业的重要方针、政策和措施。马老作为一位爱国的学者和老教育家，在参与制订《共同纲领》的工作中，贡献了他的学识和经验。此后，为贯彻实施《共同纲领》中的文化教育政策，马老一直殚精竭虑，作出了不少成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马叙伦同志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马老感到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与重托。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他与钱俊瑞、韦悫、曾昭抡三位副部长一起主持了改造旧教育，开创人民教育的伟大事业。1952年11月，高等教育部成立，马老又出任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到他1954年10月离任为止，马老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作整整五年。这五年里，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于全国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废除了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属于人民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新的教育制度。在部长岗位上的马老，为这项造福人民、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贡献了一位老教育家的智慧和力量。
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国家。教育更是一个十分可怜的烂摊子。广大劳动人民及其子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在20%左右。每一万人口中平均仅有大学生三人，边远地区学校更少。不少大学生毕业即失业，进步师生经常遭受迫害。而在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区，教育事业则欣欣向荣，有很大发展，积累了兴办人民教育事业的初步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的教育事业将朝着什么方向前进，将怎样起步呢？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教育部，及时地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马老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共同纲领》规定，我们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共同纲领》所列举的这几项工作都是很重要的，都应该照顾着各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种具体条件，分别先后重轻，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进行。”马老在开幕词中还提出：我们的教育以工农为主体，向工农大大开门，我们对旧教育采取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随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在全国各地的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教育事业得以沿着正确的轨道，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有效地为革命和建设服务。
1950年6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其后，又分别召开了工农教育、中等教育、中等技术教育、初等教育与师范教育、民族教育等几个方面的首次全国性会议。马老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主持召开了这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讨论了各级各类教育的方针、政策和发展方向，分门别类地制订了一系列的指示、规程、决定、条例、方案、办法等法规性文件，这使得人民教育事业从它起步开始就有章可循，从而保证了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在这些重要会议上，大多由马老致开幕词、闭幕词，这些重要文件的起草、修改、签发，马老都尽心竭力地履行了作为部长的职责。马老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明确提出：“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在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上，马老深情地指出，召开这样的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他指出：“有效地帮助工人农民在文化上翻身，使他们掌握起文化科学的武器，使他们的智慧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工业化的新中国的必要条件。”“少数民族教育建设是新中国教育建设的重要部分，对于整个新中国的建设前途，有着重大的关系。”在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第一次中等技术教育会议上，马老提出“中等教育的方针和任务，主要是适应国家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的需要，培养中等干部”。马老的这些论述，对新中国的各类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马老在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上，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中的中心环节，师资问题如不解决，文化建设的高潮就很难到来，甚至会影响经济建设。”这些话说得都是何等正确，何等深刻呵！
在有关各级各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召开和重要文件下达之后，马老和几位副部长一起，带领全部的同志、全国教育战线的干部和师生员工，进行了巨大的组织落实工作。新中国的教育事业阔步前进了，到处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一批新型的学校如中国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工农速成中学创建起来了。各级各类学校的新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颁布了，一批批新的教材陆续出版了。到1954年，全国研究生已达4700多人，比1949年增加了六倍多。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达到25万多人，比1949年增加一倍多。各类业余学校在校生已达300多万人。大规模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结果，到1954年已有62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中学在校生已达358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两倍半。中等专业学校（包括中技、中师）在校生已达60万人，比1949年增加近两倍，小学在校生已达5100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多。由于改革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各级各类学校在发展数量的同时，教育质量在稳步提高。马老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强调，要“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有真才实学的、富有分析力和创造力的专门人才”，经过全国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这种专门人才一大批一大批地被培养造就出来。应当指出，教育战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马老是倾注了自己的心力的。这充分表现了这位饱经忧患、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老教育家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教育事业的热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特别值得提起的是马老还直接参与了这样几件重大的教育改革工作。
从1950年10月接办辅仁大学开始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的工作，是人民中国收回教育主权的重大措施，同时也是一场复杂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马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政务院决定的方针、政策，对取得斗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50年9月25日，马老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代表教育部召见辅仁大学驻校教会代表谈话，阐明了中国的教育政策，义正严辞地驳斥了那种诬蔑中国干涉宗教自由的谰言。10月12日，马叙伦部长为接办辅仁大学招待记者，发表书面谈话，明令接收辅仁大学自办，并说明此系教育主权问题，与宗教问题毫无关系。在1951年1月16日教育部召开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上，马老讲了话，会议确定了处理这类学校的原则、办法、政策、措施。会后不久，有十一所学校改为公办，九所学校改为中国人民自办，仍维持私立，政府予以补助。我国教育界人士自20世纪20年代即提出的收回教育主权的愿望，在人民取得政权后终于得到了实现。
1950年6月，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教育部长马叙伦向毛泽东反映了学生健康水准下降的情况。
1950年6月19日、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就学生健康问题两次亲笔写信给马老，提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要求“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马老和教育部其他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立即组织干部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措施。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这一问题被提到1951年8月政务院第九十次政务会议上，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决定》中提出的措施，如规定学生自习时间、睡眠时间、体育文娱活动时间，减轻学生负担，改进学校伙食工作、卫生工作等在全国各级学校中迅速得到贯彻执行，学生的健康状况逐步有了明显改善。
1951年10月1日，政务院命令公布施行《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新学制改正了我国原有学制的缺点，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地位、年限和互相衔接的关系作了新的规定，以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实际情况。在制订新学制的过程中，马老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表现了这位老教育家对人民教育事业的热爱和革新精神。公布新学制的当天，马老就改革学制发表了谈话。他指出，新学制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当前国家各方面的需要以及我国教育工作的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的经验而制定的。这个学制的实行，将促进我国人民的文化提高，使国家教育事业与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密切配合，从而将促进我国文化的高涨，并加速我国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实施新学制的实践证明，新学制是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及其后相当长时期需要的，是改革旧教育制度、建设人民教育体系的一项重大措施。
教育部关于院系调整有关组织机构的通知
从1952年上半年开始全面进行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是马老主持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作期间的又一项重大改革。院系调整工作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材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这项工作是从1951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上拟定华北、华东、中南三地区的工学院调整方案开始的。经过两年多的工作，通过院系调整，使绝大多数省份都有一所综合大学和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并将几所大学改造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同时，加强了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通过院系调整，使我国高等工科学校基本建成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工科专业比较齐全的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比较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今天看来，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尽管存在着严重削弱文法、财经等学科以及专业设置过细、专业面过窄等缺点，但总的讲，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来大学设置混乱、系科重迭、教学脱离实际的状况，从而能有效地培养人才，为国家各项建设事业服务。在这一巨大的改革工程中，马老主持了几次重要会议，在筹划、制订、调整方案，付诸实施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马老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期间，还主持或参与了诸如组织师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各级学校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师地位、改善师生生活等等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与决策，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此外，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学者的马叙伦同志还担任了政务院文字改革研究会主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他和吴玉章等同志一起组织和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改革工作，大力推动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与实施。马老在文字改革工作中的业绩也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马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创建我国人民教育事业所作的卓越贡献，为奠定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基础所付出的心血，深深铭刻在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心中。
人们说，马老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楷模。马老百折不挠地以毕生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不畏艰辛，不辞劳瘁，他诚心实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决定。他忠于职守，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善于与人合作共事。他虚怀若谷，勇于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马老确实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学习的榜样。（本文原载《民主》杂志2001年10期，内容有删节）何东昌（1923—2014年），男，浙江诸暨人，教育部原党组书记、部长，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三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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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九龄
责任校对：闻静